从高校讲台的法理深耕，到公诉席上的办案实践，再到刑辩一线的坚守求索，他拥有三段截然不同又彼此交融的法律职业经历；两百余件刑事案件的办案经历，让他兼具理论深度、控方办案视角与对当事人的人文共情。他不追求激烈的庭审对抗，笃信证据为王，推崇有效辩护，坚持理性而有温度地处理每一起案件。

本期菁英·访谈，我们邀请到国曜琴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浩。他带着对刑事辩护的深刻理解与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刑辩之路。一起走进他的执业故事，聆听他对刑辩事业的思考与坚守。

王浩：我的法律职业路径，可以概括为“三段式”：先在高校讲台教法律，再到检察机关做公诉人，最后落脚到刑事辩护律师。

高校任教阶段，我系统讲授过刑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也养成了从法理层面解析问题的思维习惯。后来进入检察机关工作，每天和刑事案件打交道，从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到审查起诉阶段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撰写审查报告、汇报研究案件、拟写起诉书，到审判阶段出庭支持公诉，完整经历了刑事案件的控方全流程，熟悉公检法的办案逻辑、证据规则与裁判尺度。

2015年6月我从检察院辞职，加入国曜琴岛律师事务所，正式转型为一名刑辩律师。一路走来，在律所平台的支持下，我专注刑事辩护业务，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二百余件，目前担任律所监事长、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除了一线办案，也参与刑事专业委员会的业务建设与律所内部治理工作。近两年，我的执业事迹还入选了《对话律师·中国优秀律师访谈录》《奋进中国：新时代追梦人风采录》，这对我而言既是肯定，更是鞭策。

至于为什么转行，说起来其实很朴素。做公诉人的时候，我站在控方视角，看的是证据、是事实、是法律适用；但越深入，越能感受到每一个案卷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事人在强大的国家追诉面前，同样需要专业的法律帮助，同样需要有人为他说话。我希望换一个站位，带着对当事人处境的同理心， 自己对刑事法律的理解、对证据规则的把握、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熟悉，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去推动每一个个案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公允的处理。这份同理心与专业追求，这就是我转行做刑辩律师的最原始的动因。

王浩：选定刑事辩护，某种程度上是“水到渠成”。我学的是法学，从教时主讲刑法，做公诉人办的是刑事案件，整个职业路径都围绕刑事领域展开，对这块业务最熟悉、也最有感情。更重要的是，刑事业务直接关乎人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一个案件的结果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种沉甸甸的分量，让我觉得值得深耕。

谈到执业理念，我一直坚持几个原则：

第一，证据为王。 刑辩不是靠口才博取同情，一切辩护意见都必须扎根在卷宗证据里。我要求自己和团队，每一起案件都必须把卷宗吃透，每一份证据都要审查它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很多关键突破口就藏在厚厚的卷宗细节里。

第二，理性辩护。 辩护不是对抗司法机关，而是把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观点客观、完整地呈现出来，推动办案机关作出正确判断。情绪化的表达、脱离证据的争辩，看似激烈，实则无效，最终损害的是当事人的利益。

第三，守住底线。 刑辩领域风险高、诱惑多，我始终要求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遵守执业规范，敬畏法律，不踩红线。

第四，有效辩护。 我不追求“说了多少”，而追求“说成了多少”—— 辩护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当事人的权益有没有真正得到维护，这才是检验辩护质量的根本标准。

王浩：从业十余年，办理二百余刑事案件，很多案子都记忆犹新。如果说印象最深、最难忘的，还是执业早期办理的一起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

委托人是一家境外上市的全国性银行设在山东的支行，被公安机关以单位犯罪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当时银行负责人跟我说，银行作为犯罪嫌疑单位被刑事追诉，在山东是第一例，在全国也十分罕见。一旦被认定单位犯罪，对这家上市银行的品牌声誉、资本市场表现都会造成直接冲击，压力可想而知。

在找到我们之前，银行已经委托了省内另一家大型律所的两位资深律师。那两位同行阅完卷后给出的判断很明确：这个案子检察院一定会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意义不大，建议把力量留到庭审阶段再发力。但银行方面“赌不起”—— 一旦起诉到法院，哪怕最终结果有利，只要刑事审判程序启动，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正是我提出的“在审查起诉阶段终结单位追诉”的思路，真正打动了他们，最终决定换律师。

接受委托那天，正好是案件第二次补充侦查后重新移送审查起诉的日子。也就是说，我手里的办案期限最多只有45天。接案后我第一时间到检察院复制了全部卷宗，加班加点逐页梳理证据，结合银行提供的内部制度材料，只用十天就拿出了完整的辩护方案初稿。和银行应诉团队充分论证、敲定方向后，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份数十页、逻辑清晰、可视化的《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书》正式提交，之后又多次单独或陪同银行负责人与检察官当面沟通，反复就证据认定与法律定性陈述辩护观点。最终，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检察院作出决定：对该银行支行不起诉，仅以个人犯罪起诉了支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