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律师检索裁判文书网，收集到挪用资金罪再审刑事判决书43份。经分析，其中再审改判无罪（含数罪中挪用资金无罪）的8份、挪用公款罪改判为挪用资金罪的3份、挪用资金罪改判为挪用公款罪的1份、维持定罪量刑但补充对涉案财产处理的11份、维持定罪量刑但改判/纠正退赔对象的3份、维持定罪量刑但改判/纠正退赔金额的2份、维持定罪但加重刑罚的6份、维持定罪但减轻刑罚的8份、再审维持原判的1份。
现就再审改变定性（挪用公款罪改判为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罪改判为挪用公款罪）份刑事判决书分析、总结如下：
一、改变定性的核心理由
（一）主体身份：从“形式职务”到“实质公务”的审查矫正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区分定性的核心前提是主体身份适配——挪用公款罪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要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再审均以“实质从事公务与否”矫正形式化认定：
1、升格认定（挪用资金→挪用公款）：如蒋小宏案，一审以高新幼儿园登记“民办非企业”为由，认定蒋小宏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再审通过实质审查发现，高新幼儿园场地、校舍属国有资产，园长及法定代表人由区委组织部/教育局任命，运营资金含国有投入（如七星幼儿园借款经政府批准核销），故认定其为“国有公办幼儿园”；蒋小宏经国家机关任命，负责国有幼儿园财务、人事等公务，属《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主体身份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升格为“国家工作人员”，罪名相应调整。
2、降格认定（挪用公款→挪用资金）：如王桂莲案，原审以王桂莲管理“国有青苗赔偿款”为由定挪用公款罪；再审查明，王桂莲非中原油田采油二厂职工，仅为受委托的临时兑付人员，无国有单位人事编制，未从事“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务，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故降格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罪名改为挪用资金罪。
3、明确职责（涉公款争议→挪用资金）：如郭某甲、孙某甲等人案，公诉机关指控“挪用公款罪”，但再审认定，涉案资金为村集体土地补偿提留款（按省政府规定提取30%归集体所有），非国有资金；被告人为村委会干部，未协助政府从事征地补偿、救灾等公务，仅履行村集体管理职责，属“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故定挪用资金罪。
（二）资金性质：从“登记类型”到“产权归属”的实质判断
资金是否为“公款”（国有资金）是区分两罪的关键，再审均以“谁投资谁拥有产权”为核心，否定“登记类型优先”的形式认定：
1、否定“民办登记”的形式效力：蒋小宏案中，高新幼儿园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再审审查发现，其前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幼儿园，2004年由七星区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委托管理，场地、校舍始终为国有；开办资金6万元（蒋小宏5万、李某1万）实为“借款”且已连本带息归还，运营中还获政府资金补助（如32.5万元借款核销），符合“国有资产投入”特征，故认定涉案学费为“国有资金（公款）”，而非民办单位资金。
2、明确“集体资金”的非国有属性：李景杰案中，涉案20万元为卢家村集体资金（注入村办集体企业东方公司），虽东方公司曾由政府协调管理，但资金始终归村集体所有，未转化为国有资金；再审据此排除“公款”属性，结合李景杰“村支书”身份（管理集体资产而非国有资产），最终定挪用资金罪。
3、区分“委托管理资金”的权属：王桂莲案中，青苗赔偿款虽为国有资金，但再审强调“资金性质≠罪名唯一依据”，需结合主体身份判断——王桂莲非国家工作人员，其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而符合“受委托管理国有单位资金（采油二厂委托兑付，王桂莲非该厂职工）”的挪用资金罪构成要件。
（三）主观故意：从“间接放任”到“直接追求”的精准界定
主观故意的类型（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影响罪名适配，再审通过行为细节还原真实主观心态，矫正一审的模糊认定：
1、蒋小宏案中，一审认定蒋小宏“间接故意”（未明确指示动用公款，放任李某操作）；再审结合证据（蒋小宏多次直接指令李某转款、知晓李某仅保管公款账户、借款对象为其朋友黄某2 /林某1），认定其“主观明知资金为公款，主动追求挪用结果”，属直接故意，更符合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便利主动挪用”的行为特征，进一步支撑罪名改变。
2、郭某甲等人案中，一审认定孙某甲等人“挪用公款故意”，但再审发现，借款100万元给陈某甲系村干部集体讨论决定，虽程序不规范（未召开村民会议），但主观上是“为村集体获取利息”，无“个人挪用谋利”故意，结合资金为集体所有，故否定“挪用公款故意”，定挪用资金罪。
二、再审裁判要旨
从4份判决中可提炼出共性裁判规则，形成再审改变定性的核心裁判要旨：
（一）主体身份认定：“实质公务”优先于“形式职务”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需同时满足两项要件：一是“任命主体”为国家机关（如党委、政府等），二是“职责内容”为从事公务（如管理国有资产、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仅具有“法定代表人”“园长”等形式职务，若未实质从事公务，不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王桂莲案）。
村委会干部、村办企业管理人员，若仅管理村集体资产（非协助政府从事公务），属“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李景杰案、郭某甲案）。
（二）资金性质界定：“产权归属”优先于“登记类型”
单位性质不唯“登记类型”，需审查“资产来源、投资主体、管理模式”：即使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若场地、校舍为国有，人事、财务由政府管控，运营资金含国有投入，仍属“国有单位”，资金为公款（如蒋小宏案）。
“公款”需同时满足“权属国有”和“纳入国家财政管理”：村集体资金、受委托管理的国有资金（但管理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均不属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如李景杰案、王桂莲案）。
（三）主观故意判断：“主客观印证”排除“单一推定”
主观故意需结合“行为指令、资金流向、利益归属”综合判断：仅有资金转账记录或单方供述，无证据证明行为人主动指令、知晓资金性质、谋取个人利益，不认定犯罪故意（如郭某甲案中孙某甲的集体决策行为）。
区分“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若行为人直接指令挪用、明确资金用途（如借予朋友、用于验资），且知晓资金为公款/单位资金，属直接故意；若仅放任他人操作、无明确指令，需结合职责权限进一步审查（如蒋小宏案的故意认定矫正）。
（四）罪名选择：“主客观一致”匹配“罪刑法定”
罪名选择需紧扣“主体身份+资金性质+主观故意”的一致性：
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直接故意→挪用公款罪（蒋小宏案）；
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集体/委托管理资金+故意→挪用资金罪（王桂莲案、李景杰案、郭某甲案）；
若主体、资金性质、故意三者不匹配，需调整罪名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如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与审理查明事实不符时，再审依法变更罪名）。
三、典型案例裁判要点
（一）蒋小宏案：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
基本案情：蒋小宏任七星托幼集团园长（含国有七星幼儿园、高新幼儿园），指令李某从高新幼儿园学费账户（李某个人账户保管）转款100万元（60万用于理工大幼儿园验资、30万借予黄某2、10万借予林某1），一审定挪用资金罪，再审改挪用公款罪。
定性改变关键事实：
1、高新幼儿园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但前身是全民所有制幼儿园，由区政府委托管理，场地、校舍为国有，园长及法定代表人由政府任命，运营获政府资金补助，实质为“国有公办幼儿园”；
2、蒋小宏经区委组织部任命，负责国有幼儿园财务、人事公务，属国家工作人员；
3、涉案学费为高新幼儿园（国有单位）收入，属公款，蒋小宏直接指令挪用，主观为直接故意。
裁判要点：单位性质认定需穿透“民办登记”，审查资产、人事、资金的实质国有属性；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需结合“国家机关任命”与“从事公务”双重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二）王桂莲案：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
基本案情：王桂莲受中原油田采油二厂委托，管理青苗赔偿款兑付账户，多次挪用资金（累计975万元）用于购买基金、借予他人，原审定挪用公款罪，再审改挪用资金罪。
定性改变关键事实：
1、王桂莲非采油二厂职工，无国有单位人事编制，仅为临时委托的兑付人员，未从事“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务，不属国家工作人员；
2、青苗赔偿款虽为国有资金，但王桂莲的挪用行为系“受国有单位（采油二厂委托，但其非该厂职工）委托管理资金”的行为，符合挪用资金罪主体要件。
裁判要点：“管理国有资金”不等于“从事公务”，需审查管理人是否具备国有单位职工身份或经国家机关任命；即使资金为国有，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的，仍定挪用资金罪。
（三）郭某甲、孙某甲等人案：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
基本案情：孙某甲（浮山村支书）与其他村干部集体决定，将村集体土地补偿提留款100万元借予陈某甲，公诉机关指控挪用公款罪，一审、再审均改挪用资金罪。
定性改变关键事实：
1、涉案资金为村集体土地补偿提留款（按规定提取30%归集体所有），非国有资金；
2、孙某甲等人为村委会干部，仅履行村集体管理职责，未协助政府从事征地补偿、救灾等公务，属“其他单位工作人员”；
3、借款系集体讨论决定，主观为“为村集体获取利息”，无个人挪用谋利故意。
裁判要点：村集体资金不属“公款”，村委会干部管理集体资产的行为不属“从事公务”；集体决策的资金拆借，即使程序不规范，也需优先审查资金性质与主体身份，排除挪用公款罪适用。
（四）李景杰案：涉挪用公款争议→挪用资金罪
基本案情：李景杰（卢家村支书）将村集体20万元注入村办集体企业东方公司，后东方公司由李延章承包，资金未及时归还，公诉机关指控挪用公款罪，再审定挪用资金罪。
定性改变关键事实：
1、东方公司为村集体企业，涉案20万元为村集体资金，未转化为国有资金；
2、李景杰为村支书，管理村集体企业属“集体事务管理”，非“从事公务”，不属国家工作人员；
3、资金始终在村集体企业内部流转，未脱离村集体控制，主观无“挪用公款谋利”故意。
裁判要点：村办集体企业资金属“集体资金”，村支书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为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资金未脱离集体控制的，需结合主体身份与资金性质，排除挪用公款罪适用。
四、实务启示
（一）对司法机关：强化“实质审查”，避免“形式认定”
1、主体身份审查：办理案件时，需调取被告人人事档案、任命文件（如党委/政府任命书、事业单位编制证明），核实职责内容是否涉及“从事公务”，避免仅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形式职务认定身份。
2、资金性质审查：核查资金来源（如国有投入、集体提留、私人借款）、产权证明（如国有资产登记证、集体资产台账）、管理模式（如是否纳入财政预算、是否由政府管控），否定“登记类型优先”的形式化判断。
3、主观故意审查：收集行为人指令记录（如会议纪要、聊天记录）、资金流向凭证（如转账备注、收款人证言）、利益归属证据（如是否个人获利、是否为单位谋利），避免单一凭“转账行为”推定故意。
（二）对辩护方：聚焦“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精准抗辩体系
1、主体身份抗辩：若指控挪用公款罪，可从“无国家机关任命”“职责不涉及公务”“非国有单位职工”入手，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单位性质证明等证据，否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王桂莲案辩护思路）。
2、资金性质抗辩：若涉案资金为集体、委托管理或民办单位资金，可提供集体资产台账、委托协议、民办单位登记材料等，证明资金非“公款”，排除挪用公款罪适用（如郭某甲案辩护思路）。
3、主观故意抗辩：若资金流转系集体决策、单位拆借或民事纠纷，可提供会议纪要、借款协议、民事合同等，证明无“个人挪用谋利”故意，甚至否定犯罪故意（如李景杰案辩护思路）。
（三）对单位/组织：规范“身份+资金+决策”管理，防范定性风险
1、国有单位：明确委托管理人员的身份性质（如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编制手续），避免“临时委托”与“公务行为”混淆；建立国有资金专项台账，标注资金权属与使用审批流程，防止资金性质争议。
2、集体单位（如村委会、村办企业）：制定集体资金使用细则，要求大额资金拆借需经村民会议/股东会议决议并留存记录；明确村集体资产与国有资产的界限，避免因“政府协调管理”被误认国有资产。
3、民办单位：规范登记信息与实际运营的一致性，如场地、校舍为租赁的，留存租赁协议；资金来源为私人投入的，保留出资证明，避免因“政府补助”“人事推荐”被误认国有单位。
五、总结
4份再审判决书的定性改变，核心逻辑是“实质优于形式”——无论是主体身份、资金性质还是主观故意，均突破了“登记即认定”“职务即身份”“行为即犯罪”的形式化误区，回归到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本质。
这种裁判倾向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指引：区分两罪需紧扣“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公款性质”“从事公务”三大核心要素，三者同时满足方可定挪用公款罪；若任一要素不满足，需结合行为实质与罪名构成要件，优先考虑挪用资金罪或排除犯罪认定。
对实务而言，司法机关需强化实质审查能力，避免刑事手段过度干预民事纠纷；辩护方需精准把握“三大核心维度”，构建针对性抗辩；单位需规范身份、资金与决策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定性风险。在当前优化营商环境与严格司法认定的双重背景下，这种“实质审查”的裁判思路，将更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简介
王浩
王浩律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国曜琴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业务督导委员会主任，深耕刑事业务十余载，擅长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经济领域犯罪案件专业领域，专业功底极为扎实。
他凭借深厚的法学知识储备和丰富的实战办案经验，在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全诉讼流程中，均能游刃有余。他精准适用法律文，精准洞察公、检等控方的证据破绽与事实偏差。经他全力争取，许多当事人成功实现撤销案件、不被逮捕、不起诉，或者在判决中达成（部分事实/罪名）无罪、缓/免刑等公正结果，用专业与热忱，成为众多当事人的坚实法律后盾。
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王浩律师始终秉承“诚信赢天下”的执业宗旨，严格遵循法律规范和事实根据，全心全意为委托人竭诚服务，竭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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