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曜所郑凌律师响应司法部“1+1”法律援助倡议，作为援助律师远赴贵州省望谟县提供为期9个月的法律服务。“1+1”法律援助律师派驻地多为无律师县，条件艰苦，对法律服务需求迫切。郑凌律师作为国曜所优秀律师代表，已经是第二次响应公益号召、扎根贫苦区县，为当地政府、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本站将持续连载郑凌律师在望谟县法律援助的故事。

律师的最大特点，就是借由不同的案件揭开生活表面那层遮羞布，窥见其中最真实残酷、最具冲突性的一面，刑事律师尤甚。这座小城，就是由我接过马某一案《起诉书》那一刻开始，从一个女人的视角向我展现着一个个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情节。

我的首个当事人是女性。马某，出生于1969年，布依族，虽然起诉书中记载着她小学文化，实际上她并不识得几个字，被羁押后才慢慢学会了用零散的笔画在笔录上组合出自己的名字。她被指控与其子熊光（化名）共同伤害丈夫熊某致其死亡。我见到马某时她已经被羁押在州女子看守所八个月。

在会见室里，这位身高仅有一米五二、几乎与我同龄的女人向我讲述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这里很多女子最平常的命运：家庭贫困，从有记忆时起就开始做活计，十几岁就步入婚姻。她虽然不喜欢那个上门提亲时就已经表现出暴力性格的男人，却因害怕而咽下了那句拒绝的话。十六岁出嫁，男人的脾气不好且懒（懒是她的婆婆证言中的原话），后来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些她都忍了，因为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给了她两个儿子——她觉得那是自己的指望。尤其是91年出生的小儿子熊光，读书到高中，结婚后去了广州打工，算是村子里很有出息的孩子。

然而，她与丈夫熊某的关系并没有因年龄增长、儿子成人而缓和，熊某的暴力也从未停止，甚至又加上了出轨。如过去的三十多年一样，她管不了，只好忍。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2月7日。

那天晚上本应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夜晚，五六个亲友、熊某以及回家过节的小儿子熊光一起在她家一楼的伙房里喝酒。偶然间她听到熊某离席跑到二楼偷偷打电话，是那个女人。这次她没有再忍，说：老都老了，还不正经一点。口角由此而生，熊某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暴力：他先拿着一条木凳殴打马某，木凳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四处伤痕；她逃往一楼，熊某大约是觉得木凳不称手，扔下木凳，又抓起一个板钳继续追到一楼；她继续躲向伙房，喝酒的人赶上来夺下了熊某手中的板钳，可他又抡起大锤继续追打，又被人抢下。此时的马某从伙房跑出大门，逃到了隔壁大儿子家，熊某又拎着根钢管追了过来，赶来劝架的人把钢管夺下，把熊某劝回了伙房。过了几分钟，马某以为风波已经过去，又回到伙房。然而没等她坐下，熊某顺手又拿起碗柜上的一个石钵（用来捣辣椒的工具）要继续殴打马某.....就在此时，小儿子熊光爆发了：他先用灶边的柴棒打了熊某的头部二下，后又用火钳击打熊某头面部，熊某被打倒在地，马某此时向他的头部踢出了一脚。

这是他对她的最后一次暴力殴打，而这一脚是当晚她对他的唯一一次回击。

第二天，被送到医院的熊某不治身亡，马某和她最喜爱的小儿子也因涉嫌故意伤害被羁押。她曾经作出有罪供述，期望扛下所有的罪责来换取儿子的自由。当这种幻想破灭后，也许是看守所的经历教会她自我保护的第一课，她不再认罪了，只是絮絮地讲述着那晚所经历的被追打以及她踢出的一脚，重复着‘我没有打他’。

听她讲完案发过程，看着对面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号服下显得格外弱小的马某，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没有离婚，也没有过多地向她讲解什么是特殊防卫，只是例行问她是否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我可以转告你的家人。

她说，没有人愿意管我的，娘家人也是多年不联系。她说，告诉我的大儿子，让他把我放在门外的那个犁地的机子收起来，不要被人偷走。

至此，我的心底蓦然翻涌出一股抑制不住的悲凉，为她的半生坎坷，更为她在这世间的孤单清冷。

出了看守所，我为她存入了三百元钱。我希望，在这些钱还没有花完的时候，她可以重新恢复自由。

开庭那天，她和她的儿子熊光同堂受审，当然，我为她做了无罪辩护。

她的命运，我无法决定，但希望我和她的相遇、我的辩护与小儿子为她挺身而出的回击一样，能够让她相信：人间虽苦，但终究还有温暖，还有另一种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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