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款债权转让后的管辖争议，核心在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的权衡，直接牵涉诉讼成本与审理效率。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裁判路径：

若案件争议实质仍围绕工程质量、工程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核心履行问题，即使债权已经转让，仍应遵循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原则，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观点强调对纠纷根源的实质审查，以便于案件调查与审理。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民辖8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本案管辖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按照合同纠纷还是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程某起诉请求天津龙川公司履行债务的依据，是程某受让的东莞思拓公司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形成的对天津龙川公司的债权。从天津龙川公司答辩看，当事人对案涉工程质量、工程款数额有争议，案件受理后的审理，既涉及质量鉴定、造价评估等工程问题，也涉及天津龙川公司与东莞思拓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履行情况，而不是单纯的给付一定数额的工程欠款，故本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又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鲁02民辖终27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蓝某向城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欠第三人工程款，第三人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款项的支付，而不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依法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若工程款债权已通过结算协议、对账单等转化为内容明确、无争议的一般金钱债权，纠纷的重心已从施工合同的履行问题转向纯粹的债权转让与给付，则可适用一般合同纠纷的管辖规则，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例如，（2022）辽08民辖终17号民事裁定书中，广某公司以其承接了华某公司的债权但腾飞公司未按约定给付款项为由提起的诉讼，实际是以原合同即华某公司与腾飞公司之间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的履行问题发生的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应按原合同类型确定案由。但因广某公司提交了华某公司与腾飞公司之间的对账函显示双方已就欠付工程款问题进行了确认，广某公司现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为该《对账函》，因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转化为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应依合同纠纷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理，（2021）粤01民辖终1946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因履行《工程款结算协议》约定而引发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源于《工程款结算协议》，故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工程款结算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管辖条款并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依法有效。

综上，关于工程款债权转让后的管辖确定，形成了层次清晰的裁判规则：首先，主流观点坚持实质性审查，只要争议涉及工程质量、造价等核心合同履行问题，则必须由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在此基础上，若当事人通过结算协议等已将工程款债务转化为独立、明确的一般金钱之债，使得争议脱离原施工合同关系，则可能适用一般管辖。因此，“实质重于形式”是处理此类管辖争议的根本原则，而一般管辖的适用门槛较高。

工程款债权转让后，其附属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随之转移，直接关系到受让人的核心利益。这一问题的争议核心，在于如何理解《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该权利作为担保物权的从属性之间的表面冲突。

当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裁判观点，其背后是“担保物权从属性”理论与“法定优先权人身性”理论的冲突。

该观点立足于《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优先受偿权作为工程款债权的法定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其设立初衷是保障建筑工人工资和材料款等能够优先受偿，其命运应附随于主债权。只要主债权转让，担保该债权的从权利（优先受偿权）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否则应一并转让。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958号民事判决书中，中建七局于2016年12月6日向中建海峡公司转让案涉债权，并于2017年2月20日将债权转让的通知送达兴基伟业公司，债权转让对兴基伟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建设工程款债权转让后，中建七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以随之转让予中建海峡公司，理由如下：第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法定优先权，功能是担保工程款优先支付，系工程款债权的从权利，不专属于承包人自身，可以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一并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七条虽然规定由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但是并不能得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人身专属性。故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工程款债权的一并转让，既不增加兴基伟业公司的负担，也不损害兴基伟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中建七局将案涉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中建海峡公司后，中建海峡公司可以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中，“因湖州建工集团已依法将桩基基础和基坑支护的工程款债权及对应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转让由中煤公司行使，一审法院认为，湖州建工集团、中煤公司在各自的工程款数额范围内享有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1.工程款债权本质上是可流通转让的财产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附属工程款债权的担保权利。从一般法理分析，主债权转让的，担保权利应一并依法转让。工程款债权转让的，具有担保工程款债权实现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一并转让。2.允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主债权一并转让，有利于加速主债权人通过流转的方式实现权利，得到清偿，从根本上有利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设立的目的，保障工程款债权人的利益。3.中煤公司实际参与承建了案涉工程的基坑支护和桩基基础工程，且中防投资公司与中煤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表明，中防投资公司对湖州建工集团将案涉桩基基础和基坑支护工程分包给中煤公司施工是明知且同意的。4.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工程款债权的一并转让，既不增加中防投资公司的负担，也不损害中防投资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此外，山东、江苏、河北、湖南、福建等多地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文件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受施工合同效力的影响，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仍可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附于工程款债权，属于从属性权利，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

该观点严格遵循文义解释，认为《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已经明确将权利主体限定为“承包人”，而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保护特定群体（承包人及其背后的建筑工人）设立，与承包人的特定身份密不可分，因此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属于《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中可随同转让的“从权利”。

例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七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优先权，行使主体应限定为与发包人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主张对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尽管存在争议，但 “从权利随主债权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更符合民法原理和商事实践。对于债权受让人而言，在进行交易决策和风险评估时：

必须进行地域性检索： 查明项目所在地法院及对应高级法院的裁判倾向。

在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 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转让标的之一明确列出，并约定若因法院不予支持导致受让人权利受损，转让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

保留证据链条： 确保保留好证明主债权真实、合法、有效的全部证据，因为优先受偿权的成立和范围完全依赖于主债权。

工程款债权转让作为建设工程领域常见的权利流转方式，从管辖博弈到权利实现，司法实践通过“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原则，在保障诉讼效率与维护当事人权益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对债权转让效力的分层审查，在尊重意思自治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划定边界。然而，这种审查原则也会因标准的内在模糊性引发新的不确定性，例如在管辖确定中，如何精准界定争议是否已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实质转化为“一般金钱债权纠纷”？在债权转让效力审查中，如何平衡转让自由与保护其他债权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权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法院对优先受偿权转让等问题的分歧，给实务带来了不确定性。

市场参与主体应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增强风险意识。转让方与受让方需对基础法律关系、债权确定性、从权利状态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并通过严谨的合同条款设计，明确权利义务、管辖法院及违约责任，以最大限度规避法律风险，保障交易安全与权利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