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与公诉人沟通，梳理被害人诉求与证据痛点。尤其在被告人试图通过虚构“被害人过错”推卸责任时，我们提前向公诉人沟通关键反驳要点，确保指控逻辑严密。

反驳栽赃：针对被告人父子供述中构陷被害人的内容，当庭结合证人证言矛盾点逐条击破；

否定“自首”：从到案经过、讯问笔录等证据切入，论证自首不成立；

对抗程序滥用：在辩护人无理由申请回避、要求异地审理时，及时揭露其拖延意图，保障庭审效率。

根据庭审交锋，迅速完善书面质证意见与代理词，重点论证二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故意及责任。最终，法院维持对二人“死缓、十五年”的判决，家属对结果高度认可。

被害人代理人需兼具“同理心”与“理性”——既要充分传达家属诉求，又要避免情绪化；既要配合公诉人，也要独立补强指控漏洞。对法庭的敬畏，永远建立在专业准备之上。

通过会见和查阅账簿照片，发现案件本质是民事合同纠纷的刑事化。向检察院提交不批捕意见书，最终在批捕期限最后一刻成功“阻击”。

尽管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但我们审阅全部卷宗后坚持“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核心观点：

“借条”性质：款项用途与公司经营相关，无非法占有故意；

“备用金”争议：支取流程符合公司惯例，未隐匿销毁凭证；

信访压力干扰：案件源于群体信访，存在“先定后查”风险。

通过20余次与检察官的沟通和详实书面意见，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避免了一起“民事纠纷入刑”的错案。

认罪认罚制度下，律师更需警惕“妥协惯性”。真正的有效辩护，是敢于在看似“妥协”的语境中，用证据和法律撕开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