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该类案件早期的司法裁判坚持“工具说”立场，即将生成式AI视为创作辅助工具，如摄影师的相机，画家的画笔。最早确立这一路径的标志性案例是北京互联网法院朱阁法官审理的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春风送来了温柔”案）。该案中，原告使用Stable Diffusion模型，通过选取模型、输入详细提示词（涵盖艺术类型、主体细节、环境光影、人物姿态等24个正向提示词及120个反向提示词）、设置参数，并经多次迭代调整后生成涉案图片，后发布于小红书平台。被告未经许可将图片用于百家号文章配图并去除水印。法院经调查确认：不同提示词或参数可生成不同图片；原告从构思到最终选定图片的全过程体现了审美选择、个性化判断和智力投入，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AI模型无法成为作者，原告作为主导设置并选定图片的人，是作品作者，享有完整著作权。被告构成侵权，需赔礼道歉并赔偿500元。

（图1：“春风送来了温柔案”相关图片）

这一审查范式在2024-2025年多地案件中得到延续与细化。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林某诉杭州某技术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案号（2024）苏0581民初6697号（“伴心”案）中，原告结合Midjourney生成初稿后使用Photoshop进一步调整场景、环境、色彩与光影，生成《伴心》图片。法院认定其在构图、元素排列等方面体现了独特选择与安排，具有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结合原告实际创作过程，确认原告为著作权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构成侵权，赔偿1000元。

（图2：“伴心案”相关图片）

相反，若缺乏充分人类主导证据，生成物则难以获得保护。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丰某某诉东山公司、朱某某等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案号（2024）苏0582民初9015号（“蝴蝶椅案”）即为典型。原告主张三张蝴蝶椅子图片为AI生成作品，但未能提供前述创作过程中相应的流程图等原始记录，而且原告自认由于Midjourney软件生成图片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其已经无法再现与案涉图片完全相同内容的生成过程。法院认为原告未体现实质性智力投入，图片不构成作品。该案与“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以及“伴心案”形成鲜明对比。

（图3：“蝴蝶椅案”相关图片）

进入2025年，裁判进一步向模型商业训练延伸。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审结的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中，被告为用户李某，其上传《斗破苍穹》“美杜莎”角色图片训练LoRA模型并公开发布AI输出图片，原告是知名IP《斗破苍穹》系列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原告认为，被告李某的行为侵犯了其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未经授权采集并传播，侵害权利人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判决李某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合计5万元。

该案警示OPC创业者：在以人工智能开展内容生产与商业化运营过程中，无论是通过上传已有作品进行微调训练，还是基于特定IP进行风格复现、角色生成，如涉及对既有作品的实质性利用，则可能落入复制权、改编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范围。尤其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将训练行为本身纳入评价体系，如训练数据涉及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未授权情况下即可能构成版权侵权。

（图4：“美杜莎案”相关图片）

此外，在广州市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上海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案号：（2024）粤 0192 民初 113号，“广州奥特曼案”】以及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上海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案号：（2024）浙 0192 民初 1587 号，“杭州奥特曼案”】中，平台责任边界亦得到明确。

在广州奥特曼案中，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网络平台构成直接侵权，平台生成的图片与原告的奥特曼权利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被告通过“算力”可直接获利。而被告不仅欠缺投诉举报机制，而且未设置潜在风险提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也未进行显著标识。综上，被告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侵犯原告的复制权、改编权。

在杭州奥特曼案中，由于被告网络平台未直接参与侵权内容的生成与上传，但是提供了核心侵权工具LoRA模型，侵权内容在平台显著位置可见，被告的主观过错明显，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法院判定被告构成帮助侵权。

该案为OPC创业者使用第三方AI平台提供服务时，敲响了“平台注意义务”警钟：即使是用户生成，平台若诱导或放任侵权，仍可能连带责任。

两案实质上为AI平台型OPC项目划定了较为清晰的责任边界：如采用平台调用第三方商业模型接口的方式对外提供AI生成服务，底层模型是否来源于第三方，并不影响法院对平台责任的判断。

（图5：“奥特曼案”相关图片）

从司法实践看，对于通过调用第三方大模型接口搭建AI平台的OPC创业项目而言，其风险控制与合规要求，可以理解为需要把好几道“关口”。

第一道是“投诉入口”。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AI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为权利人提供便捷、有效的投诉渠道，以便其及时提交侵权线索并主张权利。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机制不应停留在形式层面。平台不能只是设置一个入口“挂在那里”，而应确保权利人能够顺利提交材料、获得及时反馈并进入处理流程。一旦收到具备基本依据的侵权通知，应当迅速采取下架、断链、屏蔽等必要措施，并同步留存处理记录，以备后续举证，证明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第二道是“风险告知”。在用户生成和使用内容的环节，平台可通过用户协议等方式将风险告知用户——哪些内容可能涉及他人权利，哪些使用场景存在问题，避免用户误以为“AI生成就可以随便用”。

第三道是“贴清标签”。AI生成的内容，最好一眼就能看出是AI生成，避免与既有作品或者人工创作混在一起。否则，发生纠纷后，容易在司法裁判中被认为是在放任混淆，反而加重平台的不利地位。

最后一道是“看住流量”。首页推荐、榜单、热门位这些地方，本质上不是自然展示，而是平台“推了一把”。如果把明显存在侵权风险的内容放到这些位置，就不只是“路过”，而更像是平台“帮忙扩散”。实践中，这往往是平台被认定为帮助侵权而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因素。因此，对这些核心位置，应当更谨慎，必要时通过技术限制或人工审核把风险挡在外面。

说到底，如侵权内容借助平台机制被放大传播，再去强调“我只是提供技术”（技术中立），往往说服力有限。平台有没有尽到这些基本的“看门职责”（注意义务），才是裁判真正关注的重点。

AI创作的最大特点是“瞬息万变”——同一模型、微调提示词即可每日产出数十版迭代内容。结合AI创作的特点，笔者建议的保护策略，核心是构建证据链、及时确权并融入后续的权利监测及维权流程，具体拆解如下：

（一）过程留痕

传统作品的著作权创作完成之日即诞生，并不以登记为前提，但在涉及AI作品的相关司法实践中，法院反复强调“过程记录”是认定人类投入，即作品“独创性”要件的关键。OPC创业者可建立标准化工作流：使用截屏工具或日志软件保存每轮提示词、参数设置、生成时间戳、迭代版本对比；最终选定版另存原始文件并标注“人类主导说明”（例如“经本人审美筛选第3版”）。此外，亦推荐采用区块链存证平台或第三方时间戳服务，形成不可篡改链条。一旦侵权纠纷发生，这些记录可作为证据提交，佐证“独创性”。如“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中，原告将其创作AI图片的提示词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成为法院认定独创性的重要佐证。反观“蝴蝶椅”案，原告未能提供案涉创作过程中相应的流程图等原始记录，而且自认由于Midjourney软件生成图片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证据缺失直接导致败诉。

（二）成果登记

OPC创业者可将关键商业成果进行打包登记。虽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非权利产生的法定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其通常作为权属的初步证明，在诉讼中可推定登记主体为权利人，从而有效减轻举证负担。因此，建议将著作权登记纳入日常运营流程予以统筹安排。但亦需注意，AI生成内容具有高频、批量产出的特点，若对全部成果逐一登记，不仅成本较高，也缺乏必要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进行分级筛选，对具有较高商业价值和品牌识别度的核心输出（如主打产品图、品牌Slogan系列、核心视觉体系等）优先进行登记，以实现成本与保护效果之间的平衡。

（三）侵权监测

对于IP密集性项目，维权本身亦可成为商业模型的一部分。实践中，可与专业律师团队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由律师侧通过技术工具与人工筛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侵权内容进行持续监测与取证，在发现侵权线索后，迅速完成证据固定并批量推进维权程序，实现“发现—取证—起诉—回款”的闭环。在赔偿层面，当前AI类案件多数仍以法定赔偿为主，单案金额整体不高，但通过系列侵权的规模化维权，仍具备可观利润空间。同时，在具备证据基础的情况下，可结合平台流量数据、会员收费、广告收益等因素主张侵权获利，提升赔偿上限。总体来看，OPC项目若能将确权与维权并行推进，不仅有助于降低侵权风险，也有可能反向构建自身的权利壁垒与收益来源。

对于OPC创业者而言，AI所带来的从未有过的效率红利，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一端是低成本、高产出的内容能力，另一端则是权利边界尚未完全清晰的法律风险。近两年的司法实践已经逐步释放出明确导向：法院不再简单围绕“是否由AI生成”进行判断，而是转向审查人类在创作过程中的实质性投入、训练数据的合法来源以及平台在内容传播中的注意义务。在这一背景下，OPC项目的商业逻辑亦发生变化。单纯依赖模型能力的“效率优势”难以真正构建行业壁垒，能够沉淀为资产的，是可被证明、可被确权、可被维权的内容与体系。对于OPC创业者而言，越早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合规体系与确权、维权机制，通常越有助于在后续竞争中掌握更为主动的位置。